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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臉識別——尋找韃靼人後裔》：博伊斯在描述自己的經歷時曾說：在二戰期間由於飛機墜毀而流落在某一個荒原上，是一個韃靼人救了他的生命，“覆活” 之後博伊斯的藝術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對博伊斯而言韃靼人是他的拯救者。

博伊斯所描述的這種經歷的真實性我們沒有實證的必要，但這個故事對於博伊斯的“自我人設”確具有神學的價值。這種具有神學性質的人設傳統可以追溯到16世紀文藝覆興時期瓦薩里傳記風格的史學之中。

那麽韃靼人的存在意味著什麽？在人類學研究和分類中韃靼人種的形成極其覆雜、千枝紛呈，但是在博伊斯眼里，這個特定的韃靼人是一種寓言性的存在， _他是原始的，與現代文明有一種天然的距離感，同時他又具有“先知”的性質。他與“薩滿”教又有一種扯不清的關聯。這也正像當代藝術所具有的“整體迷亂” _的特征相關。

那麽在今日我們尋找韃靼人後裔，是為了恢覆一種薩滿——神學——政治—— 藝術的鏈條麽？又或者是一種遊戲？在這種以藝術的名義、用遊戲的方式考察個體生命對於“人臉識別”這一在高科技包裝之下的權力面前的心理感受。“人臉識別”本質上是國家理性的泛化。作為個體生命，是否進入“人臉識別”的場域是可以自由選擇的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