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2024
VMAC文章
DV，弱影像，活死物
撰文: 陳嘉欣
Y2K復古文化席捲全球之際，最近網絡社群流行運用人工智能工具，如Replica、 Remini等，將照片轉換成PS2電子遊戲風格的生成圖像。二十多年前的遊戲畫質通過新科技復現，讓我想起自己對DV (Digital Video）錄影帶的嚮往與未竟探究。當今，人工智能技術與手機超高清拍攝已然融合，亦應用於影像復修，前者和錄影帶乍看新舊迥異、風馬牛不相及，卻同樣潛藏著陰魂不散的異質影像記憶與欲望。
2021年，我在錄映太奇工作，曾想用MiniDV錄影帶創作一部錄像，有關日常、時間與歷史，作為隨後兩年碩士課程的終結物。起初的原因很簡單，我看了一齣用MiniDV拍攝的日本紀錄片《心之赤裸》（Odoriko），其影像品質較低，柔和朦朧的畫面襯托在已故昭和時代景氣中老去的脫衣舞孃（踊り子）和表演，讓我沉醉，繼而萌生試驗MiniDV的念頭。當時，我認為工作埸所藏有此媒介、相關文獻及多盒有待轉檔保存的DV錄影帶，將有助我實踐計劃。然而，大抵正因如此，這錄像至今做不出來。
我被低畫質的數碼影像吸引的同時，一直思考為何以及如何使用MiniDV。陌生的MiniDV對我而言從不是舊媒介，反處於新與舊的模糊邊界，更貼近媒體考古學者Jussi Parikka提出的殭屍媒體（Zombie Media）。與其說是懷舊（nostalgia），不如說是曖昧的活死物。如若回顧1960年代算起錄像技術的線性歷史，標準DV、MiniDV與索尼首部數碼攝錄機DCR-VX1000於1995年推出，為類比格式過渡至數碼格式的早期產物。MiniDV畫質與類比影帶（VHS、V8、Hi8等）相比，少了粗糙感，畫面更清晰，但遠不及新一代高清數碼錄像。雖說它是數碼媒介，藉著0和1的數字信號去記錄，但不可隨機播放和直接存取。MiniDV是一個中間性的存在，而生於1990年代的數碼之初，著實為追溯香港錄像史添了另一層想像空間。
如是者，我循錄映太奇媒體藝術收藏（VMAC）檔案庫的線索尋訪過去，嘗試為自己帶來更多想法和靈感。其中，我翻閱了兩本千禧出版物 ── 曹愷的《紀錄與實驗：DV影像前史》以及由馮美華主編的節目書刊《自主世代──六十年代至今自主、實驗、另類創作》。兩者順時序勾勒影像媒介和錄像藝術史，分別提供了中國和香港脈絡下DV浪潮的發展狀況和創作特色，介紹了多個導演、藝術家的前衛作品以及重要的機構推手、活動和比賽。《自主世代》按年代和成像媒介，將香港影像創作者從1960年代起分為五代，由十六毫米、八毫米、超八、家庭錄像影帶至DV數碼錄像，90年代中後期成形的就是DV新世代，有許雅舒、葉旭耀、陳錦樂、洪強等藝術家。易攜易拍的DV讓年青一輩從電影主流中解放，創作具有個人化、偷窺特質的實驗影像。書中的線性敘述與分類無疑讓我容易地理解DV創作史，但從媒體考古學所強調的平行、 折疊交錯和循環重複的時間觀去看殭屍媒體，簡化的演進歷史無法予以足夠的啟發。
不過，《自主世代》〈DV新世代〉一文中，作者賓尼於開首的提問 「往後的二十年，我們不知道世界會變成怎樣？也不知道香港會不會仍是這模樣？更不知道數碼錄像機會否在某一天被淘汰？」，恰恰引發了與我這後來人的一埸對話。近年， 韓國女團NewJeans《Ditto》的音樂錄像掀起DV熱，被遺棄在廢物堆的CCD相機、手提攝錄機再次獲得青睞。當弱影像被商業市埸吸納成為大眾文化，並形塑我們的消費與生活習慣時，關鍵的問題出現了：套用Hito Steyerl於〈弱影像無罪〉（In Defense of the Poor Image）所說，「它所關係的是反抗及挪用，同時也關係著服從及剝削」，那麼我們該如何用它在當下提出新問題，建立別樣的視野呢？
我繼續挖掘下去。從VMAC檔案庫收藏的一些DV作品中，我看到昔日藝術家如何利用普及化的消費級數碼手提攝錄機來探索歷史和時代文化。女性藝術家的錄像作品值得關注，例如文晶瑩的《慧慧》（2000-2001），以幽默的形式審視網絡空間延伸的性別政治；黎肖嫻的《看得見的聲音，聽得見的形象》（2009），通過拼貼她的錄像日記和收集而來的現成材料，反思影像與香港歷史的建構。此外，不得不提在檔案庫以外發現的一則趣事。黎肖嫻在其文章〈錄像藝術在香港：一個飄散的歷史存實的內部勾描〉（Video Art in Hong Kong: Organologic Sketches for a Dispersive History）提到：
數碼年代的黃志偉曾向我展示用MiniDV製作的小試驗，把鏡頭拍的同一個片段重播而重錄十二次，經過多代的像素遞減，舊畫面衍生出「新」的畫面來，而他就重現了Hi-8錄像、甚至超八菲林的質感。黃志偉的這個小實驗是九十年代末做的，以數碼攝錄機向錄像的錄影帶時期致意。稍後的作品《持手機的人》（2003，5分鐘）則反映不同種類的數碼格式，以及所錄製影像不同的像素效果。
或許，在影像創作方式多樣且新舊重疊的現實裡，黃志偉的小試驗可以啟發我們如何透過弱化、模糊、扭曲的變體，質問科技與藝術創作，進一步開拓反身性策略。當然，我還沒有定論，這文章像是一篇微型回憶錄，我期待未來有其他想像與可能。
（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和意見僅代表作者本人，並不反映VMAC的觀點。）
員工精選
電視撈飯, 2018
「電視撈飯」是錄映太奇在2018年策展的節目，自3月底到6月在北角區八間餐廳放映錄像作品。
「電視撈飯」原是一句香港用語，意思是「一邊看電視一邊吃飯」。 展覽挪用了這個本地用語，以「油街實現」藝術空間為中心，在附近八家餐廳、冰室、小食店、甜品店內的電視播放本土創作者的錄像作品，讓藝術品映入公眾眼簾。
節目選取了一些比較地道的作品，展覽場地亦相輔相成，令觀者產生強烈的代入感，獲得另一種觀影經驗。例如，關尚智的《用叉子喝一杯熱巧克力》，作品首先與「食」有關，而且在茶餐廳的場景裡，作品的存在好像為茶餐廳添了個客人，分外有親切感。我不禁想像茶餐廳的客人看到這個「不速之客」會有什麼的反應，會不屑一顧，會嘲笑一番，還是會好奇的跟著試一下用叉子盛起一口熱奶茶呢？
「電視撈飯」讓藝術品跨越藝廊與博物館的界線，介入日常生活，令公眾在衣食住行中與藝術更加親近，為生活注入更多提問及聯想的空間。
有關錄映太奇庫藏通訊
錄映太奇的收藏見證著香港過去三十五年的錄像及媒體文化發展。庫藏作品來自不同背景的藝術家，涵蓋範圍由短篇電影、錄像文章、實驗錄像以至動畫等各種類型。《錄映太奇庫藏通訊》讓大家了解媒體藝術及其保存的最新發展狀況，並介紹庫藏的亮點。